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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仅饿了么、美团两家外卖平台，就有570多万名骑着各种电动车的骑手们，不停地穿梭于大街小巷。

张星星是一名配送员，每天，他从一个名为“UU跑腿”的APP上接单，然后，根据客户的要求，将货品派送至全市各地。将单子在60分钟内从起点配送到终点，是他每天不断重复的工作。电动车是他工作时唯一的交通工具。视线里突然出现一辆两轮电动车，同样骑着两轮电动车的张星星想立即刹车，但为时已晚，两辆电动车剧烈地碰撞在一起。危险，就这样不期而至。

最终，张星星因上述碰撞事故，赔给对方11万多元，而他配送一单的收入，不过数十元。

“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张星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懊悔地说。

同样经历惨痛的配送员，可不仅是张星星。以“饿了么”、“美团”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站中能查阅到的交通事故案例，多达数十页。

不胜枚举的交通事故背后，是数以千万计的配送员每日奔波于大街小巷，用生命在送餐、送货的现实。

这些骑手，在方便用户、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也成为交通事故中的肇事者与受害者。

强大的竞争压力，是张星星们“不敢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旗下饿了么蜂鸟配送发布的《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显示，仅蜂鸟配送一家，就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超300万名注册骑手。而饿了么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团外卖旗下美团研究院发布的《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美团外卖有单骑手数量达270多万人。

这意味着，仅两家外卖平台，就有570多万名骑着各种电动车的骑手们，不停地穿梭于大街小巷。如果再加上EMS、顺丰、申通、中通等传统快递公司，骑手的总数可能突破千万人次。

与传统的快递行业不同，一些外卖、同城配送平台，大多将能否“准时送达”，视为自己一项非常重要的竞争力指标，也以此对平台上的配送员们进行考核。

一些外卖、同城配送平台大多将能否“准时送达”，视为自己一项非常重要的竞争力指标，并推出相应服务，也以此对平台上的配送员们进行考核。

不过，在张星星们看来，一些配送员在遇到大小交通事故时选择逃逸也另有“苦衷”。那就是不少配送员在发生事故后发现，一些平台早已经在格式条款中将自己置身事外，一旦需要赔偿，则完全由配送员一方承担。

这最终导致张星星失望地放弃了配送员的工作，转去一家餐饮店当了一名厨师。

张星星的老家在河南省登封市，5年前，他带着妻子来郑州打拼。2017年初，为了贴补家用，辞职在家的他便想到了从事时间较为自由的配送员工作：在一个名为“UU跑腿”（隶属于郑州时空隧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时空隧道公司”）的APP上注册申请后，时空隧道公司向他发出了上岗培训要求，随后，他向时空隧道公司缴纳了200多元费用，分别领取了配送箱、配送服后，成为了这家平台上的配送员。

数据显示，包括张星星在内，“UU跑腿”在北京、郑州等城市共计拥有130多万名配送员（俗称“跑男”）。

2017年10月25日下午4点左右，他从“UU跑腿”平台上接到一笔订单，一个客户要将一些货品从郑东新区送到10多公里外的经开区，在经过经开区的一个路口时，张星星的电动车与逆行而至的另一辆电动车车主朱某某发生碰撞，一声巨响后，朱某某受伤倒地，随后被送往医院，并在医院住院治疗78天，花费医疗费34万多元。

之后，交警认定，张星星、朱某某两人在驾驶电动车经过路口时，均有违法行为，承担同等责任。

随后，朱某某将张星星以及“UU跑腿”所属平台时空隧道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7万多元。

开庭前，张星星曾乐观估计，自己在“UU跑腿”平台上进行了注册，并且缴纳了相应的费用，是平台的一名正式配送员，且在事故发生时，自己身穿“UU跑腿”的工服，车后座装载有“UU跑腿”的配送箱，应被认定是职务行为。但法院的判决，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开庭时，时空隧道公司辩称，公司仅是“UU跑腿”信息提供平台，为用户和配送员之间提供居间服务，与张星星不存在雇佣关系或者劳动关系。最终，法院采纳了该说法，并作出一审判决：张星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朱某某各项损失共计113383.2元，而另外5万元赔偿，则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支付。

时空隧道公司的辩称并非空口无凭。多位接受采访的UU跑腿配送员表示，上岗培训第一天，就被要求签订一个免责协议，证明平台与配送员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而且，自己每接一个单子，都要拿出一部分用以购买人身意外险，UU跑腿平台却坐收每单收入的20%作为居间费。

事实上，事故发生前，包括张星星在内的许多配送员都没有仔细琢磨过那些自己签字确认的格式化条款，也没有细想自己与平台的关系。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目前国内大大小小的外卖平台很多，但是，多数平台都会将自己定位为信息提供平台、居间服务平台，在庞大的配送员队伍中，能够被认定与平台有劳务关系的是极少数。以饿了么为例，除了上海的部分市场仍由拉扎斯公司直接招募配送员运营外，全国大部分市场的配送员，均由区域加盟商招募管理，而一些加盟商的实力，甚至连基本的运营都捉襟见肘，更遑论其他服务了。

不难想见，在数千万配送员队伍中，张星星的故事并非孤例。

一方面是平台对配送员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部分平台却又在事故赔偿时以格式合同规定为由推诿，当数以千万计的配送员们横穿于大街小巷、不断上演“速度与激情”时，造成的事故隐患及事后赔偿难度可想而知。

毕竟，没有哪个配送员愿意或者有能力在事故发生后拿出数十万元的赔偿。

该如何推动配送员“慢下来”，降低不断发生的事故？

曾经担任张星星的委托代理人的上海市协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帅锋对此有着很深的感受。“首先是平台本身，不能总是一味地要求配送员们去强调速度，更不应该将速度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而应该与违章率挂钩，从平台激励角度，降低配送员主动违章的动力。”不过，张帅锋也承认，在平台之间大打价格战、恶性杀价的激烈竞争环境下，要求一些配送平台在短期内主动放弃“准时必达”，可能并不现实。

也因此，张帅锋认为，此时就需要具备更高监管权限的政府相关部门，在更高层面上不断完善监管法规，一方面要加强对配送员的交通法规意识的培训引导，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对配送平台的监管与处罚力度。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说，外卖小哥们不断上演“速度与激情”的一路狂奔背后，根源还是这个岗位大多采取单一的计件工资，只有改变外卖小哥的工作待遇和薪酬计算方式，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让配送员们不至于为了一个单子“舍命狂奔”，才能让外卖小哥的车子慢下来、交通事故降下来。

此外，在外卖等平台责任的制度设计上，虽然不应该赋予劳资关系那样的违背互联网平台发展规律的定位，但也不能一味强调居间和信息撮合的格式条款，忽略对配送员时间要求和事故率之间的因果现实问题，理应加大对平台有关规定制定上的监管和指导力度，从而降低围绕配送员所潜在的安全风险。（应被访者要求，文中配送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