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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于机械世家，可以说从小就与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曾经一度想要打破这一传承，但阴差阳错，最终还是进入了汽车行业。算起来，从业至今差不多快50年了。

  我祖父三兄弟、父辈三兄弟和我这一辈三兄弟全是机械工程师，从我有记忆起，我的生活就被齿轮、发动机和车床等各类机械产品包围，车、铣、刨、磨、钻等基本加工程序更是司空见惯。我祖父曾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任职，主要工作是维护柴油机，后来他自己开了一家做机械加工的工厂，生产大型柴油机配件，这家厂后来一度成为华北最大的机械工厂。

  其实在最初面临从事哪个行业的时候，我并没有选择汽车，甚至都没有选择理工科，我的理想是考取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高中时期还与其他几位同学一起进行剧本创作。遗憾的是，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反修防修”，中央戏剧学院不招收应届毕业生，意志坚定的我为此休学了一年，但第二年等来的仍然是不招生的消息。无奈之下，我才做出了弃文从理的决定，最终被北京机械学院机械系录取。我还记得，奶奶曾经劝我不要再从事机械工作了，洗了一辈子工作服的她，不想再看到我与上一辈人一样，还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但没有想到的是，最终我还是进入了机械行业，尤其是在工作之后，潜移默化中，汽车慢慢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挥之不去。

  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一汽哈尔滨齿轮厂，也就是现在的一汽哈尔滨变速箱厂。当时人事处的工作人员看我一直担任学生干部，就想让我负责筹建团委。革委会主任找我谈话时给了我两个选择，除了筹建团委，还可以去技术部，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技术部。

  当然，尽管对环境很熟悉，但作为当时第一个到技术科的大学生，没有实战经验的我还是什么也不懂。于是，我从每一个工序入手，到各个车间和部门去实习，在工人师傅和工程师们的无私帮助下，终于把工厂的所有设备和工艺流程都弄清楚了。这段时期，我每天最多的工作就是画图纸，从早上7点一直画到半夜12点，最多时一天画过200多张图纸。有个从事锻造工作的师傅看着我说：“付于武，你可真能画，这一天就没见你挪过地方。”那时没有计算机，所有的图纸都需要手绘，尽管很累，但我感受到了无限乐趣。

  就这样，在图纸的“淹没”下，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再想起自己的“文学梦”，一头扎进了汽车行业，并决定从此与之终身相伴。

  我在哈尔滨齿轮厂工作了20年，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干起，历任车间技术员、车间技术副主任、技术科长、设计科长、产品开发科长、厂长助理，直到总工程师、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在被提名为总工程师时，我只有30余岁，是当时最年轻的。

  在哈尔滨齿轮厂工作时，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捷克的卡车太拖拉（TATRA），当时这款卡车广泛应用于林区，我们负责生产其传动系统。这款产品的传统系统并不十分复杂，但设计非常精妙。首先，它的发动机采用风冷技术，完美解决了严寒地区水冷可能会结冰的难题；其次，它采用了中央脊管式车架，传动轴和差速锁全部封锁在管梁内，左右车轮错位布置，并配备了独特的摆动式车桥，这些都保证了太拖拉有着强劲的扭矩输出，即使在全车断气刹制动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起步行驶；第三，从T138到T148，产品更新迭代很快。

1986年，付于武任哈尔滨齿轮厂总工程师时在日本考察。

  到了1989年前后，在“熊猫项目”告吹之后，我被调到哈尔滨全力负责“一号工程”。为了帮助哈飞汽车，我们咬紧牙关，建立了自己的模具中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哈飞模具的制造能力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这一做法现在看来也是极有前瞻性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要形成自己的创新力，没有模具怎么行？

  1999年，因为家庭原因，我回到了北京，正式进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以下简称“工程学会”），担任理事长。我是企业出身的，自然非常关注汽车企业亟需解决的难题。在我看来，具体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必然是由车企自身来完成的，而工程学会可以提供的，是解决共性技术的难题，以及搭建广泛的产学研合作平台，这也是我们先后牵头成立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联盟、电动汽车技术创新联盟、车联网技术创新联盟和汽车装备技术创新联盟等组织的初衷，这也让我们成为了中国科协旗下最具特色的学会之一。

  关于工程学会自身的发展，当时我们经过讨论，提出了两大目标：一是成为国内一流学会，二是打造国际知名学会。现在看来，这两大目标可以说都已经达到了。

 中国已经进入了汽车社会，很少有一个产业能像汽车这样，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很少有一个产业能像汽车这样，对于从业者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我本人已经成为了汽车产业的一部分，而做强汽车产业，也是我从过去到未来，始终为之奉献、奋斗的不变方向。每念及此，我就感到很自豪，也非常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希望未来我们都能不忘初心，继续让汽车为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增光添彩。